陈寅恪指出，唐代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，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，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。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，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。
钱穆说：“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，最要在宋代。宋以前，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，宋以后，乃为后代中国。秦前，乃封建贵族社会。东汉以下，士族门第兴起。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，皆属门第社会，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。宋以下，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。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，为特权阶级外，其升入政治上层者，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，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。故就宋代而言之，政治经济、社会人生，较之前代莫不有变。”
傅乐成注意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不同，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，受魏晋南北朝文化中的老庄思想、佛教和胡人习俗三大因素影响，呈现出异彩特色，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。至宋，各派思想如佛、道、儒渐成一统之局，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，文化精神及动态转向单纯和收敛。宋代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。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现象，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的最大不同。
漆侠认为，唐宋时期的变革虽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，但却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。他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该问题：第一，唐中叶以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，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优势地位；第二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新格局，新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；第三，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居于统治地位；第四，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主要税法；第五，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；第六，经济领域的变革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有利于一代新思想、新学风的发展。
